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粉之哀
我向来以为，粉条不过是口腹之欲的奴隶，是那等饕餮之徒盘中之物。它既无米饭的端庄，亦无面条的飘逸，只是软塌塌地卧在碗底，一副任凭宰割的模样。直到那年冬日，我于川北小镇偶遇苕粉，才知这世间竟有食物能承载如此深重的悲哀。
彼时天色向晚，寒风如刀，削着行人面上本已稀薄的血色。我瑟缩着钻进一家不起眼的铺子，只见灶上大锅白汽蒸腾，模糊了老板娘那张被岁月与煤烟熏得发黑的脸。她不言不语，只以枯瘦的手指点了点墙上水痕斑驳的价目表——“酸辣苕粉”。
待那碗热腾腾的物事端到面前，我倒有些踌躇了。汤色浑浊，浮着几星油花与焦黑的辣椒碎，苕粉则灰褐如铁锈沉在碗底，实在算不得悦目。然而饥寒交迫之下，也顾不得许多，便举箸搅动。谁知这一搅，竟搅出了半世沧桑。
那苕粉极韧，咬下去需费些气力，却在齿间迸发出奇异的甘香。红薯的味道原是极朴素的，磨成粉、和水、漏丝、晾干后，反倒生出一种近乎倔强的品格。它不似精米白面那般曲意逢迎，而是固执地提醒你：此为土地之子，历经碾压与磋磨，形可改而骨不屈。
老板娘闲下来，倚在门边望那愈加密了的雪片。我赞她苕粉做得地道，她脸上皱纹略略舒展，哑声道：“祖传的手艺，快绝喽。”
她说这苕粉本是灾荒年的活命粮。红薯贱生易长，灾年时别的庄稼颗粒无收，唯红薯还能从焦土里掘出些许生机。人们将红薯磨碎、沉淀、过滤，做出苕粉，便能多存些时日。“六零年，”她眼皮低垂，“人饿得啃树皮吃观音土，就靠这点苕粉吊命。我奶奶做苕粉时，总掉眼泪——水里沉的是红薯渣，更是人命。”
我喉中那口苕粉忽然变得沉重无比。
她继续说，如今日子好了，吃苕粉的人反倒少了。年轻人嫌它土气、费牙，不如外头机器做的粉丝滑溜。“我儿子前年去省城打工，”她苦笑，“说在超市看见‘红薯粉丝’，包装精美，价钱翻了几番。他说妈你别做这个了，又累又不赚钱。”
可她还是每日拂晓即起，选薯、磨浆、滤渣、晒粉……遵循着繁琐的古法。她说不是为卖钱，“就怕没人记得了。”语气淡得像在说别人家的事，眼里却有什么东西碎得厉害。
我突然品出了这碗苕粉的真味——那韧劲是求生意志的挣扎；那甘香是贫瘠土地最后的奉献；那粗糙口感里藏着无数沉默者的喘息。它从未是珍馐美味，而是苦难岁月的见证，是底层百姓与天争命留下的刻痕。
如今饕客们追捧“手工”、“古法”，将其视为异趣与乡愁的消费。他们咀嚼着这韧滑口感时可曾想到：每一根苕粉背后都连着一个饥饿的故事、一双揉碎红薯的裂手、一段宁愿被遗忘的历史？
离店时雪已盈尺。回望那爿昏灯摇曳的小铺，恍见千百饿殍缩影立于蒸腾白汽之后，沉默地注视这个早已不再需要他们的时代。
苕粉之味，实乃民族记忆深处的一缕苦魂。它提醒着享乐之人：我们曾如此匍匐于地，只为从土中刨出一线生机。而当最后一位会做古法苕粉者逝去，谁又来为那些无碑的亡魂守夜？怕只有这碗中的粉条仍在无声地诉说着：活着本身便是场吞咽苦难的过程——而吞咽本身即是反抗。
我辈咀嚼滑腻美食之时，“吃”早已失却其重；唯此等粗粝之物下咽刹那，“生”之全部重量才直坠丹田。
苕粉滑入胃袋的顷刻间——历史忽然有了沉甸甸的温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