资讯网
拼音的"应当"：一场关于语言权力的隐秘角力
在中文学习的初始阶段，我们被教导拼音是"应当"这样读、"应当"那样写。这个看似中性的"应当"背后，隐藏着一整套关于语言标准化的权力运作机制。当我们说某个字的拼音"应当"如何发音时，我们实际上正在参与一场关于何为正确、何为标准的定义过程。这种定义从来不是自然形成的，而是经过精心设计、反复博弈的结果。拼音的标准化过程，本质上是一场关于语言权力的隐秘角力，它决定了哪些发音被纳入正统，哪些则被边缘化为方言或错误。
汉语拼音方案的诞生本身就充满了政治色彩。1958年之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推行《汉语拼音方案》，这绝非单纯的学术决策。当时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 *** 期，文字改革被视为扫除文盲、普及教育、推动现代化的重要手段。周恩来在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》报告中明确指出："汉字必须改革，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。"这一表述揭示了拼音方案背后的现代化诉求——通过语言的标准化来塑造现代国民。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曾指出："官方语言的形成与国家形成的过程密不可分。"汉语拼音的标准化正是新中国构建统一民族国家的重要文化工程。
普通话的语音系统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，这一选择同样值得深思。为什么不是上海话、广东话或四川话？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无疑在这一选择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社会语言学家们发现，被选为标准语的往往是权力中心地区的方言。在意大利，标准意大利语基于托斯卡纳方言，因为但丁等文艺复兴巨匠使用这一方言写作；在英国，标准英语基于伦敦及东南部方言，因为那是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的地区。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，北京作为明清两代帝都及新中国首都的地位，使其方言获得了超越其他地区的语言权威。这种选择虽然实用，却也造成了某种语言等级制度——北京话成为高级变体，其他方言则被不同程度地贬低。
在教育体系中，拼音教学呈现出明显的规训特征。学童们被要求反复朗读、默写那些"应当"掌握的拼音组合；发音不标准的学生会被纠正甚至嘲笑；普通话水平测试将发音准确度量化为具体分数。福柯在《规训与惩罚》中描述的种种规训技术——层级监视、规范化裁决、检查考试——在拼音教学中得到了完美体现。通过这套精密运作的语言规训体系，标准发音被内化为个体的自觉要求。我们不再需要外部强制就会自我审查："我这样说对吗？""这个字应该怎么读？"这种自我审查正是权力运作最为成功的标志——它使人自愿成为自己的监督者。
在数字时代，拼音的权力机制以更隐蔽的方式运作着。智能输入法只识别标准拼音的拼写形式；语音识别软件对非标准口音的辨识率显著偏低；社交媒体上常见对发音错误者的调侃甚至攻击。这些技术装置无形中强化了标准拼音的霸权地位，将不符合标准的语言实践边缘化为"错误""可笑"或"落后"。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曾警告技术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危险，而拼音技术的普及正是这种殖民化的典型案例——它将复杂的语言实践简化为是否符合技术标准的二元判断。
面对这套严密的语言权力 *** ，我们是否有反抗的可能？事实上，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实践充满了对标准的创造性偏离。 *** 用语中故意错用的拼音缩写（如"xswl""yyds"）；地方电视台主持人保留的轻微方音色彩；父母教孩子说话时混杂的方言词汇——这些看似微小的偏离构成了对绝对标准的温和抵抗。人类学家德塞都称这种日常实践中的小伎俩为"战术"，普通人通过这些战术在被规定的空间中开辟出自己的领地。
重新思考拼音的"应当"，我们需要一种更为辩证的态度。一方面，语言标准化确实带来了沟通效率的提升和文化的整合；另一方面，对标准的绝对服从又会压制语言的多样性和创造力。健康的社会应当在必要规范与多元表达之间保持张力。也许，"应当"本身就不应是铁板一块的规定，而应是一个开放的、可讨论的范畴——就像语言本身一样充满活力和可能性。
当我们再次面对"这个字应当怎么读"的问题时，或许我们可以多一分思考：这个"应当"由谁定义？为何如此定义？是否有其他可能性？对这些问题的反思不仅关乎语言本身，更关乎我们如何理解文化中的权力与自由、统一与多元、规范与创造之间的永恒辩证关系。